上身穿黑色夹克、紫色毛衣和浅蓝色秋衣, 下身穿绿色迷彩长裤、灰色秋裤和深色内裤, 脚穿深蓝色袜子, 白色运动鞋, 鞋底未见血迹。上衣外侧口袋拉链均呈拉开状态, 右内侧口袋扣好, 内有卫生纸, 左裤兜有卫生纸, 随身有一串钥匙挂在裤带上; 除上衣衣领外其余部位无明显血迹。

尸长156.0 cm, 发长3.0 cm。尸僵强, 位于肢体各大关节; 尸斑浅淡, 位于尸体右侧未受压处。头面部：右额颞顶部、右眼周、右面部、右耳部在25.0 cm× 20.0 cm范围内见多处皮下出血; 左额部、左面部及左耳部在17.0 cm× 13.0 cm范围内见多处皮下出血, 左眼外侧伴有1.7 cm× 1.0 cm表皮缺损, 左颞顶部有12.0 cm× 8.0 cm皮下出血伴头皮擦挫伤; 双眼睑结膜见点状出血; 鼻尖部、上唇见散在皮下出血, 下颌部有片状皮下出血; 下唇粘膜及右侧颊粘膜见点片状出血。

颈部：右颈部见多处小片状类圆形皮下出血, 左颈部近下颌下缘处见片状皮下出血, 颈前部及颈部右侧有12.5 cm× 6.5 cm切割创, 创缘整齐, 创壁光滑, 创缘可见多处皮瓣, 创内可见右侧颈内动脉、颈外动脉、颈内静脉离断, 气管、食管自舌骨上缘处大部分离断, 颈椎可见切割痕迹。

躯干部：腰背部正中有3.0 cm× 2.5 cm皮下出血; 腰背部脊柱右侧有1.0 cm× 0.9 cm、2.0 cm× 1.1 cm、1.2 cm× 0.5 cm、0.7 cm× 0.6 cm四处表皮剥脱, 生活反应不明显。

右颞顶部广泛头皮下血肿; 双侧颞肌出血; 双侧额顶叶、左顶枕叶、左颞叶片状蛛网膜下腔出血; 颈部皮下及肌肉出血; 心脏背面浆膜下有散在点状出血; 胃内见少量稀糊状食物, 量约100 g。

死者邵某心血中未检出安眠镇静药类、鼠药（毒鼠强）、有机磷类、有机氮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等常见毒物成分。

现场提取血迹均为死者邵某所留。

6.1.1 死亡原因

根据尸体检验, 死者右侧颈内动脉、颈外动脉、颈内静脉离断, 但现场未见明显喷溅血迹, 尸体下血泊面积较小, 颈部切割创较整齐、自然, 故其颈部损伤应为死后形成; 死者口鼻腔周围见表皮剥脱、皮下出血, 下唇粘膜及右侧颊粘膜见点片状出血, 颈前部左侧及右侧见多处类圆形皮下出血, 对应部位皮下及肌肉见出血, 双眼睑结膜、心脏表面见点状出血, 窒息征象明显, 故邵某系被他人捂压口鼻、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6.1.2 致伤工具

根据尸体检验, 死者头面部损伤表现为：在一定范围内多处皮下出血, 边界不清, 皮下出血程度不一, 表皮破损不明显, 对应部位颅内虽有蛛网膜下腔出血, 但出血面积不大, 程度较轻。综合上述损伤特点, 分析上述损伤应为柔软的钝性物体多次打击所致, 符合拳击伤特征; 口鼻腔周围见表皮剥脱、皮下出血, 下唇粘膜及右侧颊粘膜见点片状出血, 符合捂压口鼻所致; 颈前部左侧及右侧见多处类圆形皮下出血, 对应部位皮下及肌肉见出血, 符合扼压颈部形成; 颈部切割创深达颈椎, 创口边缘见多处皮瓣, 右侧颈内动脉、颈外动脉、颈内静脉离断, 气管、食管大部分离断, 分析系具有一定质量的锐器切割所致, 现场遗留的菜刀可以形成。

6.1.3 死亡时间

根据尸体胃内容物消化程度, 推断死者系最后一餐饭后3 h左右死亡; 根据尸温及现场环境温度, 结合尸斑、尸僵、血迹干涸程度及案情调查, 综合判断其死亡时间应为23日22时左右。

6.1.4 死亡方式

死者邵某损伤自己无法形成, 系他人所为。

6.2.1 作案人数

根据其损伤特征, 死者邵某被他人捂压口鼻、扼压颈部并用拳头多次击打头面部, 其双上肢未见明显抵抗伤, 分析邵某应该处于被控制状态, 结合死亡时间及现场环境, 上述动作一人难以完成, 故分析作案人数应为两人以上。

6.2.2 作案过程

作案人以某种和平方式进入现场, 控制死者, 用拳头击打死者头面部, 捂压口鼻并扼压颈部, 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进入房间, 拿取菜刀并切割颈部, 丢弃菜刀, 再次进入房间, 翻动财物, 翻转尸体并将垃圾袋盖在死者身上, 带上大门后逃离。

6.2.3 作案动机

现场多处被翻动, 谋财特征明显。

6.2.4 作案人刻画

作案条件：案发地位于通往广场的路边, 且在广场跳舞人员刚离开不久即杀人, 作案条件选择随意, 反映作案人胆大妄为、犯罪经验不足。

选择对象：死者邵某身材瘦小, 经济条件差, 选择这样的对象下手说明作案人自信心不足^[2]; 选择自己能顺利作案的对象下手; 对目标人的经济状况缺乏经验性的评估, 进一步说明嫌疑人缺乏生活经验; 缺钱或急需钱而不择对象。

进入现场的方式：以某种和平方式进入现场, 反映有可能是熟人。

作案工具：以谋财为目的, 未携带作案工具, 缺乏严密预谋, 作案经验不足, 计划不周详。

作案手段：损伤多而无抵抗伤, 提示力量及人数占优, 采取多种手段杀人, 反映出作案人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唯恐不死的心态, 提示可能是熟人。

现场特点：现场翻动大, 未戴手套, 亦没有打扫痕迹, 反映犯罪经验不足。

现场处理：尸体放置于院子里, 仅用几个塑料袋加以遮盖, 站在门外即可发现, 逃跑时大门未锁（呈半开启状态）, 虽有掩饰行为但手法简单拙劣, 反映作案人慌张、心思不缜密、犯罪经验不足, 且提示与受害人可能熟识。

综上, 对该案作案人刻画如下：

年龄：心智不成熟, 胆大妄为, 不计后果, 计划不周详, 选择对象瘦弱, 反映作案人应年龄不大甚至未成年;

性别：不符合女性作案特征, 故应为男性作案;

身高：损伤位于头面部及颈部, 较死者应具有身高优势;

前科：作案准备工作不足, 作案条件差, 未带作案工具, 未采用戴手套等保护措施, 作案手法粗糙, 现场处置草率, 以上均反映作案人无前科的特征;

职业：未反映出特殊的职业特征;

关系：和平入室, 多种手段并用, 唯恐不死, 有掩饰行为, 提示作案人与受害人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住址（活动范围）：选择收废品人员作为侵害对象, 作案动机为谋财, 未反映携带交通工具, 作案人应在附近活动。

作案人的体力、社会阅历与其年龄直接相关, 故可以通过侵害对象、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手法、现场的处置等方面推断作案人的年龄。如未成年人常选择老、弱、幼、残作为侵害目标, 作案的时间和地点缺乏严密的谋划, 作案手法不固定且残忍, 现场处置拙劣而草率。上述特征在本案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除了通过DNA、指纹、足迹直接认定外, 被害人的数量、性别、被害时状态、作案手法、损伤形态等可为我们判断犯罪嫌疑人性别提供帮助^[3]。笔者认为, 女性杀人案少见且在作案对象的选择、作案手法、杀人后的处置等诸多方面均与男性作案有较大差别, 故可以使用排除法确定作案人的性别。樊树建对所在地区116例女性杀人案件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女性杀人案件呈现以下特点：女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多为家庭内部成员, 尤以夫妻或男女朋友居多; 现场常位于室内, 以卧室居多; 工具多是居家常用的生产或生活用具; 多选择受害人熟睡时、酒后作案, 采用窒息、投毒、溺水等方式; 损伤集中于要害部位, 分布范围集中, 打击次数多, 致命性损伤、濒死伤和死后损伤多^[4]。可以依据以上特征来判断是否为女性作案。

主要通过足迹和指纹来认定, 致伤方式、损伤的位置及分布范围对推断身高也有一定的价值, 但后者应考虑双方体位等因素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某些特定的损伤对作案人的身高有一定的提示。例如, 威逼损伤出现的部位通常是作案人顺手的位置, 可以依此通过侦查实验等方法大致推断作案人的身高。

应根据作案条件选择、作案手法的熟练程度、保护措施、现场处置等方面推断。作案条件得当、作案手法熟练、保护措施到位、现场处置从容不迫通常反映作案人有前科, 反之, 则说明作案人很可能没有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本案中, 作案人在条件的选择、保护措施、现场处置等方面均有所欠缺, 强烈提示作案人无前科。

可以从进入现场的方式、衣着、生活状态、现场的处置等方面考虑。以和平方式进入现场、有招待行为（如茶几上有茶水）、有掩饰行为（如藏尸碎尸等）均不同程度反映出双方的熟悉程度; 选择特殊的作案对象常常提示作案人与被害人是进行相关活动的一类人。值得一提的是, 某些特定的行为强烈提示双方熟识, 甚至有极大的可能性是亲人, 如覆盖尸体、摆放尸体等愧疚行为。

在日常工作中, 很多职业都会用到特殊的工具和技能, 而这些在作案过程中往往会有所表现, 因此, 可以据此推断作案人的职业。如使用美工刀作案提示作案人可能从事美术及手工艺品工作, 采用渔夫结、攀岩结等打结方式对职业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尸体附着物对判断作案人的职业同样意义重大, 不可忽略。本地的一起杀人抛尸案中, 死者上衣肩部、胸前部、衣袖处均有红砖擦拭痕迹, 衣兜内有新鲜砖屑及稻谷粒, 裤脚反折部位有新鲜砖屑, 法医据此判断死者应为农村砖厂或建筑工地工人。考虑到死者所从事职业接触人群的局限性, 结合死者戴有手套并存在抵抗伤, 分析死者可能工作时遇害, 故大胆推测作案人也在砖厂或建筑工地工作, 破案后证实死者是砖厂搬砖工人, 作案人是其工友。

可以从作案人对现场的熟悉程度、到现场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及作案的动机等方面着手考虑。“ 远抛近埋” 是抛尸（碎尸）案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通常来讲, 作案人常常将尸体肢解并选择抛弃或者掩埋的方式, 以求达到毁灭证据、扰乱侦查方向以及割断因果关系等目的。在抛尸案件中, 由于无法确保不被发现, 故作案人通常会认为抛尸距离越远就越安全; 埋尸隐蔽性强, 而远距离埋尸会有诸多不方便, 故作案人通常会选择就地掩埋。但在当今社会, 随着交通工具的普及, 远抛近埋理论已不能完全适用, 很多案件都表现为“ 远抛远埋” 。笔者所在地的一起杀人埋尸案件, 作案人就利用“ 锂市民” 共享电动车将死者运到距离案发地点八公里以外处进行掩埋。

准确的刻画是在技术人员全面、正确掌握的案件信息基础上得出的。笔者认为, 这些案件信息应当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现场勘验及访问直接获得的信息, 如现场及周边环境、受害人的个人情况及生前活动情况、尸体情况、现场物品变动、痕迹物证; 二是通过现场分析获得的信息, 如作案时间、损伤特点、作案工具、作案人数、作案过程。所掌握的案件信息越多, 反映出的作案人特征就越多, 刻画的准确度越高。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所需要掌握的信息不仅仅包括阳性信息, 有些阴性信息同样很有价值。如本案中擦拭血迹未反映出有手套痕迹, 说明作案人作案时未戴手套, 提示其犯罪经验不足, 很可能未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现场中很大一部分信息都具有不确定性, 如和平入室可能是熟人直接敲门入室, 可能是伪装特定职业人员敲门入室, 也可能是尾随、溜门入室。如果仅凭和平入室就推断作案人与受害人熟识显然是不恰当的。但是, 如果现场所获得的多个信息均指向作案人某一特征时, 该特征准确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本案中进入现场的方式、作案手段、现场处理等均反映作案人与死者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技术人员在命案现场中, 对自己第一眼所见往往印象深刻, 容易根据第一印象对作案人某一特征形成某种意见, 且该意见形成后很难改变。但第一印象在认知过程中往往与事实不相符。要对所收集的各种信息综合判断, 相互印证, 避免先入为主, 这样才能提高刻画的准确性。

作案人的差异是绝对的, 某一起案件作案人的特征可能完全不适合另一起案件。在刻画作案人时, 所得出的论断应该建立在充分依据的基础上, 切忌只凭感觉和经验, 有的放矢才能更令人信服。

法医应着重从尸体损伤角度分析刻画作案人, 但切忌摒弃一切法医专业以外信息。实际上, 当多个专业刻画作案人具有同一特征时恰恰说明该特征的可信程度, 当不同专业反映作案人具有不同特征时, 就要慎重对待。

侦查活动的一系列认知过程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因此, 侦查人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下, 对作案人的刻画出现一定的认知偏差在所难免^[5]。出于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甚至是自我保护的目的, 有些技术人员在命案现场中甚至会刻意回避作案人的刻画。这种做法不仅大大增加了破案的成本和难度, 也会埋没技术人员自身的能力和价值。笔者认为, 技术人员要掌握好尺度, 既不能畏手畏脚, 也不能盲目乱猜, 应充分发挥技术人员了解和掌握现场相关信息的优势, 根据掌握依据的充分程度做出相应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