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证鉴定错误问题研析
王桂强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现场物证溯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北京 100038

作者简介:王桂强(1959—),男,辽宁北镇人,理学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物证鉴定的理论和应用、物证光学检验技术。E-mail:wgqifs126@ifs.org.cn

摘要

物证鉴定错误是物证鉴定结果、结论或意见所表达和反映的事实情况本质上偏离了真实的事实情况,其包括物证鉴定结论错误和结论传递、理解及应用错误。依照错误来源,物证鉴定错误可以分为仪器错误、方法错误、认知偏见错误和人为错误四种类型。依照错误性质,物证鉴定错误可以分为物证来源鉴定结论的假阳性和假阴性错误、物证成分检验结论的定性和定量错误和物证推断检验结果错误。物证鉴定错误发生阶段,涉及物证发现、提取、包装、保存、特征检验、特征解释评估、结论报告和传递、结论理解和应用全过程。虽然现有的物证鉴定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资料还无法给出能够反映实际案件物证鉴定情况并被广泛认同的一般错误率值,但这些资料已经表明包括指印、DNA、枪弹、咬痕、笔迹和毛发等常见物证的鉴定结论确实存在一定错误风险,并且这些实证研究资料可以帮助总结研究物证鉴定错误的出现规律和发现物证鉴定体系的薄弱点。

关键词: 物证鉴定; 错误; 错误率; 假阳性; 假阴性
中图分类号:DF7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50(2017)06-0431-10
Dissection on Forensic Error
WANG Guiqiang
Institute of Forensic Scienc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Forensic Science,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Forensic error refers that the forensic conclusion itself and/or its reflecting arguments diverge from the reality. Forensic error consists of the errors amid the conclusions, those from producing, delivering, understanding and/or applying the conclusions since it can result from such various sources as instrument, method, bias and the artificial. According to the attribute, forensic error can also be of: 1) the false positive/negative conclusion in relation to source determination; 2) the unfaithful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assay in chemical detection; and 3) incorrect predicting opinions in evidence interpretation. Forensic error can occur in any one of all the stages of criminal justice from evidence-detecting/collecting in crime scene, evidence-packaging/preserving in transition, evidence-analyzing/interpreting in laboratory, report-writing and testimony-giving in conclusion-making until the conclusion-presenting/understanding in court. There are a lot of literature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about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validation and accuracy of forensic evidence. Although it is not possible to obtain a generally-accepted error rate reflecting real forensic casework by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from the literatures, yet the acquired data do demonstrate that a risk of error really exists during forensic casework with the instances in identification of fingerprint, DNA, firearm, bite mark, handwriting and human hair, therefore capable of helping us understand the way and frequency of error occurrence so as to determine the weak spots and high-risk areas in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Key words: forensic science; error; error rate; 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

100多年以来, 科学技术进步使得物证鉴定结论成为刑事诉讼中给犯罪者定罪和给无辜者免罪不可或缺的依据。基于科学检测和评估方法形成的物证鉴定结论, 被普遍认为是更为有效和可靠的侦查信息和法庭证据。但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进步让物证鉴定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受到很多质疑[1, 2], 直接影响着物证鉴定证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相关的物证鉴定错误因而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1 物证鉴定错误概念
1.1 物证鉴定错误概念

错误, 意为不正确, 包括与客观实际不符的认识、观念和主张, 或偏离真实或理论的数值, 或与接受的规范行动相矛盾[3]。物证鉴定错误是指物证鉴定结果、结论或意见所表达和反映的事实情况, 本质上偏离了真实事实的情况。与其他所有涉及人类努力的活动一样, 物证鉴定也会发生错误。物证鉴定专家拥有的知识、技巧、判断力和经验能够让他们很好地履行鉴定任务, 但不能保证他们不出现差错。最典型的错误是物证鉴定的结论错误。例如, 鉴定结论否定犯罪现场指印来自于嫌疑人而事实是来自嫌疑人, 或DNA鉴定结论认定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分型匹配而事实上却不匹配, 或爆炸现场残留物检验结果检出了TNT成分而实际不存在, 或胃内容物检验结果是未检出毒物而实际其含量在检测限之上, 或可疑毒品中海洛因含量结果显著偏离实际值, 或基于枪弹痕迹推断射击距离显著偏离实际射击距离。物证鉴定错误还包括物证鉴定结论被不正确传递、理解或应用。例如, 犯罪现场油漆与已知样本油漆检验无机和有机成分一致的结论可能被传达或理解为二者有同一来源, 而该结论的本质含义是二者可能有同一来源或不能排除有同一来源。物证鉴定错误不包括科学方法局限性造成的偏离, 如因血液中毒物含量低于检验方法和仪器检出限而给出未检出目标毒物的结论, 或规定误差范围内的定量检验结果偏离, 或因现场指印模糊没有足够细节特征而给出不能明确认定或排除嫌疑人结论。

物证鉴定错误直接相关于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和证据的可靠性。法律语境中证据可靠性意指可信任性。在科学语境中, 可靠性通常用来表示观察者对同一现象多次测量或观察结果的变化。高可靠性表明科学测量结果具有高可重复性或低变化性。但是, 科学可靠性并不足以建立科学有效性, 后者意指一个特定方法和资料达到正确结论的总体可能性。科学语境中“ 有效” 的物证鉴定方法可以更大可能获得正确结论, 而较低可能出现错误结论。因此, 证据的“ 可靠性” 是科学语境可靠性和有效性二者的组合[3]。物证鉴定科学有效性越好, 科学结论错误可能性便越低, 物证鉴定证据可靠性就越高。

1.2 物证鉴定错误存在

物证鉴定存在错误可能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认识[4]。各种原因导致的物证鉴定错误已被发现和暴露。首先是刑事司法错误案件暴露了许多物证鉴定错误。例如, 2004年美国FBI法庭科学实验室认定马德里火车爆恐袭击案一枚犯罪现场指印来自美国律师Mayfield并将其逮捕, 数月后FBI承认该鉴定结论是错误的[5, 6, 7]。其次是法庭纠正的错误定罪案件经常揭露物证鉴定错误。鉴于物证鉴定结论在刑事诉讼证据中的关键作用, 物证鉴定错误会导致法庭错误判决, 包括给无辜者定罪或让有罪者免罪[8]。Saks分析了美国通过DNA鉴定纠正的86起错误定罪案件发生的原因, 前两个因素是目击者证言错误(71 %)和物证鉴定错误(63 %), 第五因素是鉴定人虚假或误导性法庭证言(27 %)[9]。一项对美国无辜者计划通过DNA物证纠正的300起错误定罪案件研究发现, 错误定罪原因超过一半是物证鉴定方法不当[10]。Hampikian研究了171起DNA物证帮助纠正的错误定罪案件原因, 发现38 %的案件涉及血清证据不正确, 22 %涉及毛发检验错误, 3 %涉及咬痕比对错误, 2 %涉及指印比对错误[11]。美国无辜者计划在1989~2016年期间帮助法庭纠正的342起错误定罪案件, 涉及物证鉴定错误原因的占46 %(157起), 并且这些物证鉴定错误一般都伴随其他证据错误(目击者辨认错误、渎职、伪证或诬告、虚假认罪供述等)[12]。第三是日常案件侦查和鉴定工作暴露的物证鉴定错误。Cole列举和分析了世界各地已知发生的数十起指印鉴定结论错误案件[13]。被誉为物证鉴定“ 金标准” 的DNA鉴定也出现了一些错误案例[14]。荷兰法庭科学实验室NFI公布了2008~2012年期间DNA物证鉴定失败的案例和原因[4]

1.3 物证鉴定错误率

错误率是度量科学方法有效性的重要指标[3]。物证鉴定错误率可以定义为物证鉴定结论错误例数与鉴定结论总数量的比值。理想地, 将实际案件中鉴定结论错误数量除以实际鉴定结论总数可以得到该物证鉴定方法的一般错误率[15]。美国法庭将已知或可能错误率作为科学证据许可要素之一, 表明法庭期望基于鉴定方法错误率评估物证鉴定证据的有效性和证明力[1, 3]。然而, 物证鉴定一般错误率计算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由于无法知道案件物证“ 基础真实” , 故无法掌握错误事例确切数量, 使得基于案件物证鉴定资料很难获得可以真实反映物证鉴定结论准确性并被广泛接受的一般错误率。为此, 出现了基于实验资料计算错误率的替代方法, 即在模拟案件条件下进行物证鉴定试验并计算鉴定结论错误率。虽然已知测试样本基础真实可以确定错误结论事例数量, 但实验模拟与现实案件鉴定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差别很大), 基于实验资料生成的错误率总是被强烈异议[15]。能力验证资料也被建议用于研究物证鉴定错误率[16]。由于能力验证的主要目的是提升鉴定人能力和发现需要改进的方面, 实验设计显著偏离实际案件情况使其资料远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案件物证鉴定错误率情况[3, 4, 17, 18]

用方法错误率衡量物证鉴定证据有效性也有争议[15]。在具体案件中法庭关注的是该案鉴定结论错误与否而不是其错误可能性, 通过重新鉴定或同行复核评审方法评估该鉴定结论错误风险能够更好地回应法庭关注[19]。此外, 一些研究者误解和夸大物证鉴定错误率则可能误导事实认定者[15], 如Saks[9]基于Houck[20]关于毛发显微形态和线粒体DNA检验对照实验资料得出毛发显微形态比对鉴定假阳性错误率12 %的结论, 事实上后者实验是关于两种毛发检验方法鉴定分辨能力的比较研究, 根本无法计算假阳性错误率。

2 物证鉴定错误生成来源

物证鉴定错误常见来源有仪器错误、方法错误、认知偏见错误和人为错误[3, 21]

仪器错误是指仪器检测标示值与实际或真值之间有差异, 也称仪器误差[3, 21]。这类错误源自仪器和技术本身不足或失败。仪器错误主要存在于需要仪器检测或分析的物证鉴定专业, 如以化学成分分析为基础的毒物、毒品以及微量物证检验。仪器错误不能完全消除, 但可以通过适当仪器维护和校准等措施减至最低。

方法错误是技术方法内在局限性所造成的结果偏离[3, 21]。这类错误涉及更加基础和领域既有的方法因素, 如因算法固有不准确性导致AFIS数据库遗漏指印匹配结果。方法错误本质上是方法局限性而不是方法自身的“ 错误” , 但它影响方法的灵敏度、分辨率、证据力和最终的有效性。只要清楚叙述方法局限性, 物证鉴定方法局限性导致的无明确结论一般不会直接导致司法诉讼错误。

人为错误是指人为失误或差错原因引起的错误, 如方法选择和仪器使用不当、操作失误、物证/样本混错、图谱混错、数据记录错误、笔误、校对/打印错误等[3, 21]。人为错误不是科学语境中的错误, 大多无法量化评估。人为错误大多数是无意的(本文不讨论故意做假或欺诈原因人为错误), 与鉴定人疏忽或能力不足有关, 如因鉴定人操作失误或因缺少适当技巧导致判断失误。人为错误是物证鉴定实践中最主要的错误来源。通过鉴定人培训、能力验证、有效考核、追随有效方法、遵循最佳指南等质量管理手段可以减少人为错误。

认知偏见错误是由鉴定人心理和认知因素引起的物证鉴定错误[3, 21, 22]。它由人大脑性质和认知过程引起, 与源于鉴定人过失的人为错误完全不同。认知偏见是人类为更高效益生存的进化和学习结果, 是人类行使职责所需要的。有能力和经验的鉴定人遵守检验方法即便仪器和技术适当运行也仍可能发生这类错误。物证鉴定偏见错误并不反映物证鉴定领域科学基础有瑕疵, 也不是鉴定人有瑕疵, 它存在于所有涉及人类认知活动的科学领域和所有人。认知偏见使得人类可以简化加速观察和决策过程。这种简化大多是成功有效的, 但对于一些例外情况将遭遇失败并成为错误来源。认知偏见效应可以影响科学家观察结果和鉴定结论的准确性[1, 2, 22, 23]。在指印、鞋印、枪弹痕和笔迹等个体同一认定检验中, 鉴定人需要观察、分析、比较现场物证和已知样本形态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一致性做出物证来源的鉴定结论。这个过程很大程度是人类专家与技术互动, 鉴定方法固有局限体现在人的心智及认知性质和机能方面。世界上没有两个物体形态是完全一样的, 鉴定人必须决定两个被比对物体是否足够相似以至可以得出它们来源相同结论[19]。对相同物证/样本, 鉴定人之间结果存在不一致性以及同一鉴定人结果随时间缺少一致性反映这些比对鉴定过程缺少客观性, 导致案件背景信息可以偏见鉴定人做出的决定[15, 24]。因此, 为减少认知偏见因素错误的发生, 鉴定人应该只接收鉴定任务相关信息(完成鉴定任务必需的信息), 避免接触鉴定任务不相关信息(不是完成鉴定任务必需的信息)。

物证鉴定最常见偏见形式是确认偏见和语境偏见[22, 23, 25]。确认偏见是指鉴定人以确认既成观点的方式解释后续信息的倾向[23]。例如, 指印比对鉴定人可能先分析确定样本指印特征, 然后在现场指印对应位置上“ 确认” 发现存在对应一致的特征。在FBI实验室2004年指印鉴定错误事件内外部调查中, 确认偏见被列为重要的错误原因之一[6, 7]。语境偏见是指追加或额外信息对决策制定过程的干扰作用, 例如嫌疑人供述、目击者证言和其它物证鉴定证据或调查证据等案件语境信息会影响鉴定人的结论[25]

物证鉴定偏见来源可分为七个层级[26]。层级一是现场物证:犯罪现场物证一般只包含物证本身的鉴定相关信息(如现场指印包含的脊线细节特征), 但一些物证也可能传递鉴定不相关信息(如现场血指印或儿童身体上咬痕本身传递的案件性质信息)。层级二是参考样本:比对鉴定的参考样本特征信息具有双重性质, 在物证与样本特征比较中它们是与任务相关的, 但对现场物证特征分析过程则是与任务不相关的。例如, 现场指印特征是独立于参考样本指印特征存在的, 但指印鉴定人先观察样本指印细节特征然后再在现场指印对应位置上寻找一致的细节特征, 本质上是鉴定人允许已知样本指印特征信息引导他们在现场指印中“ 确认” 看到对应的细节特征, 导致偏见现场指印特征分析结果。层级三是案件信息:许多案件信息是与鉴定不相关的, 如嫌疑人犯罪史、侦查员观点、嫌疑人供述、目击者证言以及其它物证鉴定结果。层级四是基础比率预期:基于过去经验生成的结果预期可能偏见鉴定人对手头案件物证鉴定结果。例如, 鉴定人鉴定指纹自动识别系统AFIS检索生成的候选嫌疑人列表指印时, 由于大多数案件现场指印通常比中排序靠前的候选样本, 长时间经历将使鉴定人形成排序靠前样本更可能被比中的基础比率预期。这个过去案件规律生成的预期可能会偏见鉴定人对现在案件的鉴定结论。层级五是机构因素:物证鉴定人隶属机构和认同文化因素也会带来各种偏见。虽然鉴定人努力客观地工作, 但工作环境会影响他们的鉴定结果。层级六是培训和动机:鉴定人在培训过程中引入的各种偏见和鉴定人动机可能影响正在进行的物证鉴定工作。层级七是认知结构和大脑:这是人类特有的思考和大脑工作方式引入的偏见。上述偏见来源层级的结构, 层级一现场物证、层级二参考样本和层级三案件信息是涉及具体案件的特定偏见来源, 层级四基础比率预期和层级五机构因素是一般性偏见来源, 层级六培训和动机以及层级七认知结构和大脑是更加基础和基本的偏见来源。

实证研究表明认知偏见可以影响众多类别的物证鉴定结论[27], 包括指印鉴定、DNA鉴定、枪弹鉴定、咬痕鉴定、笔迹鉴定、毛发形态检验、骨骸检验、火场调查分析。物证鉴定认知偏见因素错误不能完全消除, 但可以通过鉴定人培训、鉴定信息管理等各种措施减少。

3 物证鉴定结论错误性质
3.1 物证来源鉴定结论错误

物证来源鉴定是最常见的物证鉴定任务, 其目的是基于犯罪现场物证和已知来源样本特征一致性情况确定二者是否有同一来源, 以帮助回答法律关注的嫌疑人与犯罪现场或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28]。现代物证来源鉴定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传统的绝对模式来源鉴定, 以指印比对鉴定为代表, 直接给出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来源同一与否的绝对性意见; 二是新兴的概率模式来源鉴定, 以DNA比对鉴定为代表, 给出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特征是否匹配以及匹配特征相关概率的意见。这两种模式物证来源鉴定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回答物证来源的法律问题, 但它们基于完全不同的原理和基础假设, 鉴定结论表述和性质存在着本质差异, 错误表现形式也不同。

绝对模式物证来源鉴定包括个体和种类来源鉴定[28]。个体来源鉴定以每个物体具有其独特唯一性特征作为基础假设, 基于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的个体特征一致性情况得出它们是否来源同一个体的结论。在指印比对鉴定中, 基于犯罪现场指印和嫌疑人样本指印之间脊线细节特征没有本质差异且有足够数量特征一致, 鉴定人将出具现场指印来自样本嫌疑人并完全排除来自其他人的绝对性个体来源结论。种类来源鉴定是基于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种类特征一致性做出二者来源种类同一认定或否定结论。种类同一认定结论表明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有相同种类来源, 其本质含义是不能排除但也不能确定二者来自同一个体来源。

概率模式物证来源鉴定以物证特征具有一定出现频率为基础假设, 基于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特征一致性给出二者特征是否匹配的结论并伴随叙述该匹配特征的相关概率值[29]。最典型的概率物证来源鉴定是基于STR分型特征一致性确定生物物证与已知样本STR分型的匹配程度, 并计算该匹配分型在人群中随机出现频率(随机匹配概率RMP), 或计算假设生物物证来自分型匹配嫌疑人和假设来自其他随机一人两种主张时出现这种分型匹配的可能性比值(似然比LR)[29]。与传统物证来源鉴定一样, STR分型不匹配时可以得出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来源不同的结论。物证与嫌疑人样本STR分型匹配结论表明现场物证可以来源于该嫌疑人, 但不能完全排除来自STR分型也恰巧匹配的其他人, 随机匹配概率和似然比值可帮助评估现场物证来自其他人或嫌疑人的可能性[29]

不同于传统模式物证来源鉴定直接给出物证来源结论, 概率模式的DNA物证来源鉴定匹配结论未直接回答DNA物证的来源问题, 其本质含义是不能排除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有同一来源, 但不能100%确定源自嫌疑人, 因为存在其他人碰巧具有相同分型的可能性[29]。匹配STR分型越稀有(随机匹配概率越低), 物证来自其他人的可能性越低, 但这个概率总是大于零。因此, 单独依靠DNA分型匹配和相关概率值结论本身不能完全排除物证来自其他人的可能性, 最终确定物证来源需要综合考虑DNA鉴定结论和案件的其它证据, 排除合理怀疑, 从而推断现场物证源于嫌疑人与否[29, 30]。这种来源推断任务涉及使用其他证据信息, 因此需要由事实认定者而不是科学家完成, 但科学家有责任解释匹配DNA分型概率值的真实含义以帮助事实认定者完成来源推断[29, 30]。匹配分型概率值是DNA物证来源鉴定结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为它是事实发现者推断物证来源的基础。

物证来源鉴定结论错误分为假阳性错误和假阴性错误。假阳性结论涉及错误地将实际来源不同的物证与样本鉴定为来源同一, 或将DNA分型不匹配的物证与样本鉴定为分型匹配。相反, 假阴性错误是鉴定结论认定物证与样本来源不同而事实上来源同一, 或将DNA分型匹配的物证与样本鉴定为不匹配。此外, 对于概率模式来源鉴定, 也可能出现匹配分型概率计算错误, 包括计算方法错误或特征频率数据引用错误, 或因计算疏忽导致的错误。

3.2 物证成分检验结果错误

物证成分检验涉及成分定性和定量检验。成分定性检验目的是确定物证中是否存在某些特定目标化学成分, 如爆炸现场残留物炸药成分和火场残留物助燃剂成分。成分定量检验目的是检测确定物证中特定目标成分物质的含量, 如血液中乙醇含量和可疑物中海洛因成分的含量。

物证成分定性检验结果通常表述为检出或未检出某特定目标成分, 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错误的可能性。假阳性结论是检验结论为检出某特定化学成分而实际物证中不存在该成分物质。假阴性错误涉及物证中实际存在某种成分物质且含量在方法检出限之上, 但检验结论是未检出该成分物质。成分定性检验错误原因, 假阳性错误主要是因为物证样本污染或混错等, 假阴性错误主要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前处理提取效率过低, 或因仪器状态不佳灵敏度下降使然。

物证成分定量检验结果通常以百分比和误差表述特定目标成分物质含量, 例如多次测量平均值± 两个标准绝对偏差。成分定量检验结果错误主要表现为测量值相对实际真值的实质偏离。定量错误原因涉及物证提取、保管、检材/样本前处理和检测操作不当, 以及仪器状态不佳、标准样本不合格和数据处理失误等。

3.3 物证推断检验结果错误

物证推断检验是基于现场物证特征结果推断出重建犯罪事实所需的时间、空间和供体特征等各种要素信息。这类检验涉及不同应用目的和物证对象、各种方法和多种结论表述, 但基本原理都是基于检测物证特征与已经积累的已知样本特征数据资料库或常识比较分析得出相关的推理意见。常见物证推断检验内容:一是物证时间信息推断分析, 包括死亡时间、年龄、书写时间、朱墨时序等[31]; 二是物证空间信息推断, 如枪弹射击弹道和距离推断、血斑形态分析、起火点分析、泥土来源地域或场所推断等; 三是物证供体推断, 包括人的显性推断(性别、种族、身高、年龄)、汽车型号推断、鞋型号推断、枪弹型号推断等; 四是特定事件原因推断, 如死亡原因、起火原因、爆炸方式等; 五是物证变动情况推断, 如文件改动、影像修改或编辑分析。由于物证推断分析模型不理想性、特征检测不确定性和已知特征资料不完整等原因, 物证推断分析结果可能存在相对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错误风险。错误原因主要涉及方法错误、偏见错误和人为错误。

4 物证鉴定错误生成阶段

刑事物证鉴定涉及犯罪现场物证提取和保存、特征检验和解释、生成鉴定报告、传递和理解鉴定结论、解读和应用鉴定结论等过程。每一步骤都会发生物证鉴定错误, 并且错误生成后将传导至后续步骤直至错误被发现[8]

在物证提取和保存阶段, 疏忽和失误等人为原因可能生成多方面错误。第一是因发现、提取、包装和保存方法不当造成物证污染或破坏。第二是物证和样本标记错误或混错。第三是物证保管链记录错误:保管链应该记录物证从犯罪现场到存储场所、实验室直至最终到达法庭全过程的保管情况, 以证明物证及鉴定证据的真实性。

物证检验鉴定阶段涉及的特征检验、特征评估、生成结论报告等是错误多发环节。第一是在涉及物证前处理、特征观察和检测任务的检验环节发生的错误, 主要源自仪器错误、人为错误(如标记错误、混错、污染等)、认知偏见错误(如参考样本偏见作用)。第二是在特征评估和形成鉴定结论环节, 错误原因涉及认知偏见错误(案件信息偏见和基础比率偏见作用等)、人为错误(如解释和评估特征时偏离方法规定)、方法错误(如方法缺少必要的特征一致性判断阈值标准)。第三是在物证鉴定报告形成环节, 主要是人为疏忽原因的文书错误。

物证鉴定应用阶段涉及的物证鉴定结论传递、表达、理解和应用等环节均存在错误风险。首先是鉴定人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错误传递和表达鉴定结论意义, 误导事实认定者。例如, 将基于种类特征一致性获得的种类同一鉴定结论夸大表述为个体同一来源鉴定结论, 或显著夸大种类特征的稀有程度。在1900年代, FBI实验室一些鉴定人在法庭作证时将基本属性是种类来源同一认定的毛发显微形态检验结论夸大为个体同一认定性质, 将现场毛发来源归因到某个体嫌疑人, 而事实上这类鉴定结论的真实含义是毛发不能排除来自嫌疑人。2015年FBI主导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28名FBI毛发鉴定人中有26人曾经提供过错误陈述证言或提交了含有错误陈述的鉴定报告, 涉及包括死刑定罪案件的数千起刑事案件[32]

其次, 物证鉴定用户可能因各种因素而不正确理解物证鉴定结论。缺少自然科学背景的用户对理解科学家生成的物证鉴定结论有时存在困难。例如, 对于现场生物斑痕与已知样本DNA分型匹配结论和相关概率值, 诉讼各方可能混淆来源概率与匹配概率, 出现概率条件置换谬论错误[14]。最常见的概率谬论错误是将现场物证与已知样本分型匹配概率表述或理解为物证来源概率。例如公诉人可能将随机匹配概率值RMP=10-10的含义表述为现场生物斑痕不是来自嫌疑人(或来自其他人)的可能性是100亿分之一, 而这个概率值真实含义是匹配的STR分型在人群中随机出现的频率, 错误的原因是公诉人用物证来源可能性置换了分型匹配可能性(公诉人谬论)[14]。类似地, 似然比LR=1010时常被错误地表述或理解为现场生物斑痕来自嫌疑人的可能性比来源其他人的可能性大100亿倍。

第三, 物证鉴定结论可能被错误地用于生成关联证明。物证来源鉴定结论证据应用存在明晰的三层级推理证明结构[33]:由物证来源鉴定结论(层级I)出发, 依据物质接触转移原理推断证明嫌疑人存在接触或特定行为(层级II), 再基于嫌疑人行为推断其是否有罪(层级Ⅲ )。例如, 基于盗窃犯罪现场指印源自嫌疑人的鉴定结论推断嫌疑人有进入或接触现场的行为, 再基于嫌疑人接触行为和其它调查证据推断证明嫌疑人犯盗窃罪。DNA来源鉴定结论证据应用层级略有不同:基于受害人阴道拭子的精斑STR分型匹配嫌疑人的样本分型及匹配概率值结论(鉴定结论层级)推断拭子上的DNA源于嫌疑人(亚来源层级), 再基于DNA来源嫌疑人推论推断拭子精斑的来源嫌疑人(层级I), 再基于精斑来源嫌疑人推论推断嫌疑人与受害人之间有性行为(层级II), 再基于性行为和受害人是被强迫等其它证据推断证明嫌疑人犯强奸罪(层级Ⅲ )。但是, 由于直接接触行为不是物质转移的唯一原因, 基于物证来源结论或推论得到的嫌疑人接触行为推论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存在建立错误关联的可能性。例如, 犯罪现场物品上出现嫌疑人微量DNA物质, 可以是嫌疑人直接接触该物品形成, 也可以是嫌疑人接触其他人或物品后经过二次或多次转移而形成[34, 35]

5 物证鉴定错误实证研究

已发表的物证鉴定结论准确性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专门实验、能力验证资料和实际案件资料研究。由于实验设计和方法局限性以及错误率定义差异, 这些研究结果还远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案件物证鉴定错误的情况, 不适合直接引用为实际案件物证鉴定的一般错误率。但是, 这些实证研究资料能够表明物证鉴定确实存在错误, 且有助于我们了解物证鉴定错误的原因和规律。

5.1 指印来源鉴定准确性实证研究

指印鉴定结论准确性是物证鉴定错误实证研究热点之一[17, 36]表1汇总了六项无偏见信息条件指印鉴定准确性实验的研究结果[37, 38, 39, 40, 41, 42]:实验参与者均为有资质或在岗鉴定人, 研究得出指印鉴定假阳性错误率为0 %~7.88 %, 假阴性错误率为0 %~7.5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Pacheco实验中ACE-V模式(一名鉴定人鉴定后再由另一名鉴定人复核给出结论)和ACE模式(单个鉴定人给出鉴定结论)结果比较:ACE-V模式0 %假阳性错误率和2.9 %假阴性错误率远低于ACE的3 %和7.5 %[42]表1还列出了2000~2005年CTS指印鉴定能力验证资料研究结果, 涉及3万余参与者和30.6万对指印比对任务, 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分别为2.4 %和1 %[43]。此外, Ulery实验研究了72名鉴定人各自间隔7个月两次比对相同25对指印结论的可靠性:总体上前后两次结论90 %相同, 10 %结论前后不一致[24]

表1 无偏见信息指印比对结论准确性实证研究和CTS测试结果汇总 Table 1 Validity on the compared conclusions from the same identified fingermarks of no-bias information and the CTS-summarized value

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案件背景信息确实能够影响指印鉴定人特征分析结果和比对结论, 模糊和不完整的现场指印比对鉴定更易受到影响[21, 24, 44, 45, 46, 47]。在Dror组织的一个指印鉴定认知偏见作用实验中[24], 5名在岗指印鉴定人不知情地被安排重新比对鉴定他们5年前各自鉴定过且当时给出认定结论的案件指印。鉴定人接收该指印比对任务时伴随收到倾向性的背景信息:该指印对是不久前FBI实验室2004年错误认定马德里火车爆炸案件的指印, 强烈暗示该指印对来源不同。5名实验参与人反馈结果中, 1人认定结论(与原鉴定意见一致), 1人无结论, 3人否定结论。由于鉴定人在5年前都曾经做出同一认定意见, Dror认为实验中4人鉴定意见发生变化的原因不是技术能力不足, 而是强烈的倾向背景信息使鉴定人的判断出现偏见。在Dror第二个实验中[21], 6名有资质指印鉴定人在不知情情况下被安排重新比对鉴定他们数年前各自完成并得出明确结论的8对案件指印, 其中4对没有伴随背景信息, 另4对则伴随与原鉴定结论方向相反的倾向背景信息(如“ 嫌疑人已供述犯罪” , 或“ 案发时嫌疑人被关押在拘留所内” )。该实验48个反馈结果中, 6个与原鉴定结论不一致, 伴随和无伴随背景信息分别占4个和2个, 其中嫌疑人当时被拘留的条件语境信息总体改变了17 %的原来正确认定结论。其他类别的物证鉴定结果信息也可以使指印比对鉴定结论致偏。Stevenage组织的实证研究表明, DNA物证鉴定匹配结论和不匹配结论信息也影响指印鉴定人的认定或否定结论[47]

5.2 DNA来源鉴定准确性实证研究

荷兰NFI研究了其2008~2012年期间DNA案件的鉴定资料, 发现存在21起假阳性错误和假阴性错误[4]。相对NFI同期40余万DNA物证样本数量, 假阳性和假阴性结论率在10-4量级。分析这21起案件, 错误出现阶段为检验前2起、检测过程6起和解释评估过程13起, 错误原因是样本混错7起、结果报告错误8起、打印错误1起和分型解释错误5起。

在Dror组织的一项混合DNA解释主观性和准确性的实验中, 来自北美的多家经过认可的实验室的17名DNA鉴定人, 各自评估一起轮奸案受害人阴道拭子混合精斑DNA分型是否包含嫌疑人C[48]。州政府犯罪实验室鉴定人在之前案件诉讼中曾做出该混合DNA分型蕴含该案嫌疑人A、B和C结论, 并且该结论被法庭采纳作为嫌疑人C有罪判决的关键证据。17名实验参与人接收了阴道拭子的混合STR分型、受害人和嫌疑人A、B、C样本分型以及相关检测参数, 但没有任何案件情况信息伴随。参与者任务是仅基于科学结果判断嫌疑人C是否蕴含或排除作为混合DNA贡献者的可能。在反馈的17个鉴定结论中, 12个排除嫌疑人C(与法庭采纳的州政府犯罪实验室鉴定结论相反), 4个不能确定, 1个蕴含嫌疑人C。作者Dror认为:基于相同证据资料不同鉴定人出具相互矛盾结论表明复杂混合DNA分型比对存在主观性; 70 %参与者的排除结论与州政府犯罪实验室原鉴定蕴含结论相反, 应该是案情信息偏见影响了州政府鉴定人结论。

美国标准研究所NIST于1997~2013年组织了五次实验室间混合DNA比对活动[49, 50]。在2013年MIX13实验室间比对活动中, 美国和加拿大107个实验室参加比对解释5个模拟案件DNA混合分型(性侵案件阴道拭子2人1:1混合、抢劫案件枪支接触拭子3人6:1.5:1混合、性侵案件阴道拭子3人7:2:1混合、咬痕拭子2人3.5:1混合、银行抢劫案件面罩4人1:1:1:1混合)。实验结果表明, 参与者对简单混合DNA分型解释任务表现优良, 对性侵案件阴道拭子2人混合和咬痕拭子2人混合分型全部给出了正确蕴含结论, 错误结论为零。但对另外三个复杂混合DNA分型, 无明确结论率显著加大, 并且出现10-2~10-1量级错误蕴含和错误排除结论[49, 50, 51]

在一项欧洲法庭科学实验室间鉴定结论表述一致性的比对研究中, 19家实验室比对模拟暴力抢劫案件受害人衣袖、烟头和受害人指甲三个物证混合STR分型与嫌疑人和受害人样本分型[52]。实验结果表明, 对于衣袖/烟头简单混合STR分型, 19个实验室一致给出了正确蕴含结论并给出概率值, 但概率值变化跨越若干数量级。对于复杂的受害人指甲混合STR分型, 给出正确蕴含结论及概率值的仅为37 %, 且出现一个错误排除结论。

在欧洲三家实验室26名DNA鉴定人参加的一项混合DNA来源比对实验中, 每个鉴定人完成5项不同复杂程度的混合STR分型比对任务[53], 其主要实验结果为:1)三个实验室之间鉴定人结论存在差异, 特别是对复杂混合分型, 原因主要是各实验室采用不同比对解释方法和标准; 2)采用相同方法和标准的同一实验室鉴定人之间结论也存在不一致性, 表明对混合DNA分型解释存在主观性; 3)总体无明确结论率为42.3 %, 对于3人以上混合、DNA数量少和主次差距小的复杂STR分型结论率更低; 4)出现4个假阴性错误, 占3 %。

5.3 枪弹来源鉴定准确性实证研究

相当部分弹头或弹壳来源鉴定实证研究没有出现错误事例。Brundage组织30名鉴定人比对手枪弹头, 返回450个答案, 假阳性错误为零[54]。DeFrance组织9名鉴定人比对步枪弹头, 45对同源和333对异源比对均没有错误结论[55]。Smith组织1037对异源和61对同源手枪弹头弹壳来源比对, 没有任何错误结论[56]。Hamby组织20个国家477名鉴定人比对步枪弹头, 全部7155个答案中没有错误结论[57]。Stroman组织了双盲模式弹壳来源鉴定实验, 75个反馈结论中有74个正确结论和1个无明确结论, 没有错误结论[58]

另一些弹头弹壳来源鉴定实证研究出现了错误结论但错误率变化较大。在Fadul组织手枪弹壳比对中, 第一阶段217名鉴定人返回3255个答案中有2个假阳性错误, 第二阶段114名鉴定人返回570个答案中有1个假阳性错误[59]。Fadul组织165名鉴定人比对手枪弹头, 1650项比对出现12个错误结论, 总体错误率为0.73 %[60]。美国Ames实验室组织了一项大规模手枪弹壳比对测试, 218名在职鉴定人参与实验, 1090组同源样本的假阴性结论为0.367 %, 2180组异源样本的假阳性率为1.01 %[61]。Smith组织22个鉴定机构31名鉴定人参加手枪弹头弹壳来源比对:693对弹壳鉴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分别为0.144 %和0.433 %; 955对弹头鉴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分别为0和0.105 %; 弹头和弹壳来源鉴定总体错误率是0.303 %, 灵敏性为85.2 %, 特异性为86.8 %[62]

荷兰NFI组织了一项弹头弹壳比对双盲测试, 2010~2013年期间10项枪弹来源鉴定实验被伪装成案件物证混入实验室日常受理案件中(鉴定人不知道被测试和样本真实来源, 故称双盲测试)。该实验室案件枪弹来源鉴定结论形式不是直接认定或否定来源, 而是以似然比形式表达痕迹特征匹配情况对两种对立来源假设的支持。在实验反馈的29个来源结论中, 支持真实来源假设的正确结论为26个, 3个中性结论(无结论), 支持非真实来源假设的错误结论为零[63]

6 结束语

司法实践和科学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物证鉴定确实存在错误风险且危害严重。研究物证鉴定错误并不是否定和减弱物证鉴定证据的有效性和重要作用。相反, 物证鉴定错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掌握错误原因、产生规律和出现频率, 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估物证鉴定结论错误风险和发现并改进物证鉴定系统的薄弱点, 使得物证鉴定能够持续满足刑事司法诉讼对物证鉴定证据的新要求。

鉴于物证鉴定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对刑事司法诉讼的重要影响, 故有效管理物证鉴定错误是刑事司法、物证鉴定领域、物证鉴定实验室和执业者的必须应对之责任和义务。本文的续篇“ 物证鉴定错误减少对策” 将探讨全过程有效管理物证鉴定错误的措施, 包括减少物证鉴定错误产生、评估物证鉴定错误风险、及时发现物证鉴定错误和减轻物证鉴定错误的负面后果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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