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案人的个人情况分析, 其大多是经济不富裕、文化水平较低、在外打工或无业的人员。报复社会的动机来源于两类：一类是因婚姻、工作、经济等问题导致各种不满社会的情绪被激化而产生泄愤报复心理, 例如7.11长沙公交车放火案, 作案人因生活、恋爱、工作一直不如意, 心里积累了怨恨, 后受7.5杭州公交车放火案的影响, 而产生到长沙作案的想法并予以实行; 另一类是因为长期生活受困, 人生价值取向出现问题, 导致悲观厌世, 心理扭曲, 希望通过报复社会来博得关注或者实现变态的自我满足, 例如6.5成都公交车放火案, 作案人长期不务正业, 以赌为生, 甚至威胁家人获取赌资, 悲观厌世, 留下遗书后, 在公交车上实施了自杀式放火。

从伤亡情况分析, 为了造成显著社会影响力和泄愤报复, 作案人会故意选择载客量大的公交车实施放火行为, 在统计的10起案件中平均每起案件载客人数达到54.7人, 平均造成8.8人死亡25.7人严重受伤, 例如6.7厦门公交车放火案中, 案发时该公交车搭载了80多名乘客, 多为放学时的学生和老师, 案件造成47死34伤。通过比较发现, 公交车放火案中车上的乘客数明显多于公交车自燃事件中（见表1）车上乘客数, 且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人员伤亡。

表 1

Table 1

表 1(Table 1)

表 1 近年16起公交车自燃事件 Table 1 Statistics of 16 bus burning accidents in recent years 自燃事件 起火时间 乘客人数 伤亡人数 1 17:22 20余人 无 2 9:00 10余人 无 3 10:00 未报道 无 4 12:10 40余人 无 5 11:35 41人 1死6伤 6 15:00 10余人 无 7 15:00 10余人 无 8 8:15 9人 无 9 16:20 报道称不多 无 10 17:15 几十人 无 11 11:20 70余人 无 12 16:30 10余人 无 13 13:09 10余人 无 14 12:10 10余人 无 15 8:30 20余人 无 16 9:30 10余人 1伤

表 1 近年16起公交车自燃事件 Table 1 Statistics of 16 bus burning accidents in recent years

从作案时间分析, 将一日时间按每2个小时为一个时间段划分为12个时间段, 作案人的选择主要集中在7~9点和17~19点这两个早晚上下班出行高峰时间段, 其占所有案例的60 %。这期间公交车上人流量大, 为作案人达成犯罪目的和实施犯罪行为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相比之下, 自燃事件则从7~19点的白日运营各时段都有发生, 与人员的流动性无明显相关性。从作案地点及公交线路的选择来分析, 现场存在人流量大、影响力大、不便施救等特点。案例中作案人多选择在公交车通过市区中心地段时作案, 有的选择在比较封闭不易救援的地点, 如6.7厦门公交车放火案中在高架桥、7.21长沙机场大巴放火案中在机场高速上放火; 其中公交车路线属贯穿市辖区中心的主要公交干线的占案例的70 %, 它们穿过了各城市主要商业、政治、文化中心等; 案例中有80 %的线路在火车站、汽车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地设有站点。

从助燃物的选择分析, 80 %的案件中选择了液体易燃物, 其来源广泛且燃烧效果明显, 而75 %的案件选着了汽油, 其助燃效果更好, 且更容易从加油站、汽车油箱获得, 其他案件中选择的含易燃有机溶剂的香蕉水、花露水等助燃剂, 都是日常工作生活较易接触的液体易燃物。

从盛装容器和包装物来看, 作案人多利用人们常用来打酒的白塑料桶或是油漆桶盛装汽油, 再套上编织袋、塑料袋带上车, 盛装量达数升。还有的将易燃液体装在饮料瓶中, 放在背包、塑料袋等包装物内带上车。

起火位置集中在车厢后部或后门的占70 %, 车厢后部隐蔽性更好, 作案人有的在始发站上车后选择车厢后部落座, 等时机成熟时放火; 有些在人流量大的中心站上车, 随人流移动至车厢中后门附近, 等机会实施放火。引火方式包括直接倾倒点燃、泼洒后点燃或浸湿包装物后点燃。携带助燃物量较少的作案人多是将其泼洒在过道或在座位上, 这样便于扩大燃烧范围; 携带量多的因不便移动, 一般直接在地面倾倒出液体后点燃, 车厢地面的燃烧足以将车内物引燃, 或是直接将装在桶里或包装物内的助燃物点燃; 还有的是点燃浸有助燃物的包装物（如背包）实施放火, 这样引火的隐蔽性好, 且便于将其投掷到车厢内某处并能让燃烧远离自己。公交车被引燃时, 80 %的车辆处于行驶过程中。行驶中公交车的车厢内人员流动性小, 警惕性低, 起火后所需的反应时间和制动时间更长, 不利于车上人员逃离。这与作案人是否预谋放火后逃离现场也有一定关系, 在公交车靠站或将靠站时放火2起案例中, 作案人都放火后逃离现场, 而在车辆行驶中引燃助燃物的案例中, 62.5 %作案人都没有逃离, 且未逃离的作案人中有自杀式报复放火倾向的占80 %。

公交车作为移动、开放的现场, 其自身及其与周围环境都存在特定的相互作用, 物证收集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能量转换。放火燃烧使车内发生了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变化, 导致形变和不同程度的碳化, 在相应部位留下燃烧和烟熏痕迹, 这些现场痕迹和烧毁物是勘验分析的物质基础, 利用易燃液体探测器、汽油快速检验方法、火灾烟气痕迹研究结论等对起火点位置、助燃物燃烧特性进行分析^[4]。二是物质交换。作案人携带引火物、助燃物等进入现场, 除了会在中心现场及关联现场中留下一些重要的物品（如打火机残片、变形的塑料桶等）, 作案人可能会带走车票、作案工具购物清单、遗留在衣鞋和身体上的助燃剂残留物等物证, 通过微量物证检验技术、电子物证取证技术等可获取确定作案人与现场关联性的关键物证信息。三是信息交流。作案人在预备、放火、逃离等整个犯罪过程中, 除了在加油站、车内、站台等可能会有目击者注意到其行踪外, 通过视频取证、手机取证、车载及后台监控系统取证等技术可获取与犯罪相关的视频、手机定位、报警信息等。

勘查人员到达现场后, 根据现场环境、救援情况等, 可分为车辆勘查、伤亡检验、物证追踪、分析研判等小组, 对中心及关联现场进行同步勘验。各小组应配备足够的记录人员, 合理分工, 沟通配合, 及时汇总信息报指挥处分析决策^[5]。现场勘验遵循先静后动等基本原则, 做好现场原始记录, 车辆勘验要确定起火位置、起火原因, 排除非人为因素, 可进行相应燃烧实验, 加铅汽油快速检验等; 搜寻提取现场可疑的引火物、助燃物、盛装器具等重要物证, 不要漏掉那些日常生活常见的饮料瓶等容器; 收集检材及时足量, 做好信息登记, 易挥发、易腐烂和变质的物品以及贵重物品等分类包装保存, 注意对可疑液体易燃物的及时提取和封装。物证追踪应协助搜寻现场周围的可疑物证, 及时收集视频、录音、访问信息, 追踪嫌疑人住处、工作地的可能留下的助燃物、购物清单、遗书等物证。法医对尸体进行照相、编号、损伤检验、提取生物检材等, 对伤员进行登记检验、照相、烧伤程度鉴定等, 结合现场燃烧情况推断伤亡人员与起火点的位置关系, 提取死伤人员的衣物送交进行助燃物检验等。分析研判人员对收集的物证信息等进行分析研判并进一步指导各项勘验工作^{[4, 6]}。

对收集的物证材料进行检验鉴定后, 通过鉴定分析报告、目击者描述等, 结合相应的可行性实验, 分析判断物证材料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以排除无关和有疑问的证据。对物证证据能力的分析包括：确定其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 如助燃物检材提取的位置, 量的多少等勘验信息是否完整; 确定其可靠性、客观性, 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被询问人的陈述是否客观真实, 是否有隐瞒、虚构; 确定其与案件的关联性, 明确物证与证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 排除与案件无关的物证。对物证证明力大小的分析包括：确定物证所反映的案件事实的重要程度, 区分关键物证和一般物证, 如能够认定助燃物、盛装器具、犯罪嫌疑人等的反映案件主要事实的关键物证, 然后以关键物证所能反映的案件事实为支撑串并一般物证以进完整证据链的构建^[7]。

完成物证检验分析及认定后, 应将收集的所有相关物证、视频、访问信息等进行分类汇总, 根据其反映的与作案人或各作案过程相关的信息对其进行归类统计。其中与作案人人身相关可作为一类, 用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排查及认定。对其他反映犯罪行为的物证的归类梳理, 要分析物证的属性、在案中的功能、所能反映的时间和次序信息、与其他物证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设定变量、提出假设、进行验证, 确定物证本身及其与相关物证共同反映的某阶段的犯罪行为过程, 最后按照不同的犯罪行为过程段对所有物证信息归类梳理^[8]。例如对现场提取的可疑液体助燃物, 确定是否为液体助燃物及其种类, 其次是判断在案中的作用是引燃其它物质还是直接作为燃烧燃料, 再或者只是因意外被引燃的携带物, 此外它是如何被带上车, 被什么引燃, 最后寻找与其相关的引火物、包装物等关联物证, 并将它们作为同一犯罪行为阶段物证进行归类梳理。

在全面收集、检验、分析物证信息后, 对案件进行综合研判。分析事件性质, 一般利用现场访问、视频、勘验分析结果等可初步判断, 还可进一步利用作案时间、公交线路、人员伤亡情况等特点分析人为放火的可能, 最后通过现场勘验报告、现场实验结果等对事件性质进行最终确认和评价。

结合该类案件特点, 对放火过程、现场人员的相互关系进行重建。分析乘客构成和伤亡情况, 通过证人证言、物证检验报告、法医鉴定报告印证还原案发时的车内状况。对其作案人心理进行分析, 报复性放火者、自杀式报复放火者、破坏性放火者因目的不同, 在现场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 从作案人选择的侵害对象、时空条件, 手段残忍程度, 是否有自杀、逃脱倾向等, 确认其犯罪动机和目的, 运用逆向思维方法再现作案人的作案过程。认定嫌疑人与案发现场的关系, 通过物证溯源、访问信息, 对作案人职业、人身特点等进行综合分析, 用关联现场的视频监控、电子购物记录和调查访问记录等物证锁定作案人。

犯罪现场重建, 通过现场访问记录、视频、GPS定位信息等综合分析案件的时空关系, 对作案人的上车、引火、逃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进行确定, 并进一步追溯作案人犯罪预备和逃离阶段的时空信息, 将犯罪行为预备、实施、逃离等几个重要节点在时空上连接起来。利用信息归类梳理的结果, 将各物证信息所反映的行为动作还原成独立的犯罪动作节点, 再利用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依赖性、目的一致性将其组合成不同的犯罪行为过程段, 最后再结合次序信息和因果关系等将各过程段有机组合起来便可以重建整个罪犯行为^{[9, 10]}。

公交车放火案中现场燃烧快速充分, 并常伴有爆燃现象, 车内座椅等设施、乘客行李等, 车内的尸体以及车箱内燃料都会为化学反应提供进一步能量, 以至于最终烧成车架和废渣, 现场勘验分析人员往往难以入手。并且此类案件由于抢险救援等人为因素给现场的破坏, 相关物证因此灭失, 车上遗留的可有效提取和利用的痕迹物证等大大减少, 造成物证发现、提取和保全的难度更大^[11]。

公交车作为现场其具有移动性、公共开放性、人员密集性等特点, 车内人员关联度低, 涉案人员众多, 进一步加大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排查难度。在自杀式报复放火案中, 作案人本人也多烧死在现场, 而充分燃烧更会导致死亡人员难以辨认和追踪, 以至难以从犯罪嫌疑人入手对案件进行快速分析取证。

为及时恢复现场交通, 往往要求在短时间内转移公交车, 加之破案时间紧迫, 燃烧现场物证易灭失的特性, 留给勘验人员工作的时间极其有限, 对勘验的质量和效率要求就更高。又因现场复杂, 干扰因素多, 勘验人员的临场处置经验不足, 勘验方案不完善, 常单纯停留在为收集“ 物证” 而勘验的层面上, 缺少对案件本身的认识和现场分析重建的意识, 以至收集到的物证质量差、数量少, 可供分析的现场物证十分有限。

因此, 针对公交车放火案件现场的特殊性, 破解现场勘验分析的难点, 侦查人员应该充分利用如今数据时代信息获取的便捷性, 对于勘验分析信息的收集不应仅仅限定于传统的现场勘查中, 而应该综合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从各方面及时获取来自现场、关联现场的痕迹、物品、视频、电子数据等易提取、比对认定、具有直接或间接证据分析的高价值物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