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意见历来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被视为言词证据之一。然而, 在庭审实务鉴定意见审查判断中, 尽管审判者注意对鉴定意见言词证据主观性较强的一面审慎进行评估、判断, 但在以言词方式将其展示于法庭并进行当庭质证方面却难以令人满意。与国外, 特别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专家证人制度相比, 我国刑事法庭中科学证据的言词质证尤其显得薄弱, 不能适应“ 以审判为中心” 改革的要求, 因而科学证据庭审质证言词化不足深受学界的诟病。以往法庭科学证据质证适用证人规则, 尽管鼓励当庭质证, 但是, 实际上鉴定人出庭作证率极低, 通常是对书面鉴定意见进行控辩质证, 然后法官认证。随着法庭科学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增加、问题的凸显以及国外法庭科学证据发展情况的引介 ^[1], 法庭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受到了广泛关注。在庭审阶段, 强调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成为重要内容,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对鉴定人出庭和专家辅助人质证的规定是其立法回应。对证据的当庭质证是检验证据资格、证明力的优选方法, 新修订的法律条款将促进法庭科学证据质证的言词化, 特别是有专家辅助人质证的加入, 将对法庭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可靠性、证明力等内容的判断提供助益。然而, 从新法颁布后实施情况看, 法庭科学证据质证的实质言词化现状并不乐观。有研究显示, “ 鉴定人出庭率并没有因新刑诉法的实施而显著提高” , “ 北大法宝数据库中2013年1月1日到2014年3月17日期间, 涉及鉴定的刑事案件46832件, 而鉴定人出庭的仅18件” ^[2], “ 对全国司法鉴定情况统计数据的汇总分析显示, 2012年到2013年全国鉴定人出庭人次比往年有少量增加, 甚至在2013年达到历年最高值, 但是出庭人次占鉴定检案数百分比增幅并不明显, 尚未超过以前的比值” ^[3]。因而, 未来无论是研究层面、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 对法庭科学证据质证的关注依旧是热点问题, 而且鉴定意见质证的实质言词化在未来庭审中必将得到强化。

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述, 自2010年起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法庭科学证据进行了比较密集的立法规范, 其中规定的对鉴定意见重点审查的内容、不得作为认定根据的情形中, 大部分项目涉及对鉴定主体资质、鉴定对象取得程序和保管链条、鉴定程序、鉴定文书制作等的合法性审查, 而且审查、排除的严格程度明显加强。同时, 在刑事庭审实践中, 对法庭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认证也表现出更加严格的倾向。首先, 与其他证据可以对轻微违法进行补正不同, 法庭科学证据如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85条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中所列情况, 将直接排除, 没有补正或合理解释余地; 其次, 对鉴定对象来源、是否污染、保管链等内容的审查结合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 法官们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了更为严格、审慎的审查判断态度, 因此而排除的鉴定意见占比例较高。

随着法律界人士对法庭科学证据了解和认识程度的不断提升, 对该种证据的审查已经不再局限于法律人熟悉的形式、程序等内容的审查, 而向科学性、可靠性审查延伸。理论研究热点的变化是司法实践的先声。研究者先是通过引介 ^[4]、评析 ^[5]域外的科学证据审查, 发现：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国在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中都融入了审判者对可靠性的审查判断而不仅限于形式内容的审查, 尤其是美国科学证据可靠性规则从弗赖伊规则 ^[6]到多伯特规则 ^[7]及其后的发展, 更凸显了法官审查科学证据可靠性的重要性。由此, 研究者进而关注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理论与实践, 借鉴域外经验^[8]并审视中国实践 ^[9], 在研究内容中, 不断关切对科学证据可靠性的法官审查内容、方法及其程序设置。与理论研究紧紧相随, 我国立法（包括司法解释）中, 将鉴定过程和方法是否符合相关专业规范的要求、鉴定意见是否明确等内容作为审查判断的重点内容, 为弥合法律人士的知识鸿沟引入专家辅助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 都是法庭科学证据审查向可靠性发展的体现。司法实践中, 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尽管总体数量不多, 但是作用明显; 法官对法庭科学证据的采纳更为慎重, 在审查判断中更加强调证据的科学原理、科学方法的行业认可及对鉴定结果的论证; 法官的判决书中也出现了对法庭科学证据可靠性判断方面的理由论证。尽管对科学证据可靠性法庭审查的各种强化还只是零星体现、数量不多, 但是由于国内外、理论界及实务界各方的热切关注, 其对未来的趋向性预示明显。

一方面,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有特色的地方是在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之间存在“ 瑕疵证据” 的概念, 即如果取证行为略有疏忽或违法轻微可以进行补正或合理解释, 经补正该证据依旧可以被法庭采纳, 避免了非此即彼的证据合法性判断及排除后果的不利影响。“ 瑕疵证据” 在立法中一经体现, 就受到研究文献的热评, 并给予其较高的评价 ^[10]。“ 瑕疵证据” 将轻微违法行为引入证明力考量的范围, 而不是直接排除, 在司法实践中, 为追惩犯罪和保障司法人权两个刑事诉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很好的平衡点, 也为裁判者灵活适用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了空间。随着科学证据法庭审查的深入和研究的增多, 也应考虑法庭科学证据中“ 瑕疵证据” 存在的可能性, 拓展法庭科学证据运用余地。而提及“ 瑕疵证据” 就需要进一步考虑证明力评定问题, 因此法庭科学证据的证明力审查不仅在可靠性方面, 在“ 瑕疵证据” 方面也是未来新的关注点。

另一方面, 在证据学研究中, 证据评估特别是法庭科学证据评估是世界性的研究热点 ^[11], 主张依据似然比的量化评估 ^[12]与主张传统的非量化证据评估 ^[13]对立明显, 特别是在分析性法庭科学证据领域, 主张量化评估的研究者日益增多。我国研究者对量化证据评估也有少量支持文章^[14], 然而, 绝大多数法学研究者由于知识背景的局限对量化评估证据的方法研讨较少。无论是量化评估还是非量化评估, 都将研究触及法庭科学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此方面的发展尽管目前只限于研究领域, 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依旧延续着传统的借助于逻辑、经验的非量化评估方法, 但是, 证据评估的量化是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特别对于法庭科学证据尤其如此。其优势是使法庭科学证据能够更精准、更高效的为法庭事实认定服务; 弊端是经验性法庭科学证据如何量化评估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不同类型的法庭科学证据如何并入统一的量化证据评估系统之中尚待考察。

综上, 无论是“ 瑕疵证据” 对法庭科学证据评估的启示作用还是量化证据评估视野下的法庭科学证据评估, 都将法庭科学证据证明力审查判断的研究探索乃至司法实践引向了显著的位置。